11月11日的资金流向数据方面，主力资金净流入4.67万元，占总成交额3.3%，游资资金净流出4.31万元，占总成交额3.05%，散户资金净流出0.36万元，占总成交额0.25%。

▲精神病人权益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焦点。（Justin Paget丨Getty Creative丨视觉中国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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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刻板印象中，或许以为被精神病主要是公权力送医或者谋财出轨类家庭送医，但通过上百案例的梳理，我们发现非自愿住院的争议案件主要是家属送医。”有学者注意到，精神卫生法出台前后，相关争议案件大幅减少，但是近年来出现了回升趋势，与既往涉及治安稳定等因素不同，近年主要围绕当事人是否具有危险性。相较于法学界人士对人身自由权利的关注，医学界更为关注患者的健康权。“我们认为，患者的健康权也非常重要。”一名学者建议，可效仿一些发达国家经验，设置专门的医学法庭或者类法庭的司法机构，纳入医学专业人士，以规范非自愿入院，最大限度保障就诊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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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吴小飞

责任编辑｜何海宁

2025年1月11日，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通报李某雪事件情况，称李已被其父从医院接回家。该事件延续两年多，因关联“被精神病”疑云而备受网民关注。

2022年4月，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丁公路派出所以李某雪多次扬言要自杀，依据肇事肇祸规定将其送入江西省精神病院，入院后李被诊断为强迫性障碍和人格障碍。出院后，李某雪以医疗损害起诉江西省精神病医院，并在网上曝光入院遭遇系因“辅警猥亵”与警方产生嫌隙，否认意图自杀。

两年多后，因为与人发生纠纷和扬言要自杀及伤人等情况，李某雪被居所街道、民政等部门再次送医；2024年12月，北京安定医院作出鉴定意见：李某雪为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实施违法行为时辨认、控制能力完整，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

2025年1月，江西省荣军优抚医院专家组再次诊断评估认为：李某雪患强迫性障碍、特定恐怖障碍、人格障碍，判定病情属于“严重精神障碍”；危险性评估3级。该院据此建议李住院治疗，李及其父亲均不同意。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成年精神障碍终身患病率为16.57%，这意味着大约有2.3亿人罹患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受访的专业人士认为，相较于对争议个案的好奇，公众的关注和恐慌情绪更多出于被精神病的忧虑和精神障碍患者（以下简称“精障者”）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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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何来

2025年1月8日，在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组织的一场法学讨论中，与会法律人普遍认为，所谓被精神病，一般来说是指不该被收治的个人被送到精神病院治疗。

“网络报道中，这个人（李某雪）说话有条理，有逻辑性，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能说得比较清楚，普通大众很容易把这种表现等同于无精神障碍，因此送医行为会更加引起大众的反感，但诊断显示这个女孩是有精神障碍的。”一位精神医学鉴定人士说。

前述人士认为，公众的直观感受背后是社会大众对于精神医学认知的不足，相较于其他疾病，公众并不愿意接受被诊断为精神疾病，会忧虑一旦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会导致自己在工作、学业或者社会生活方面遭遇歧视，这反映了公众对精神疾病抱有偏见。

广东省人民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贾福军从事精神医学四十余年，他介绍，在精神卫生法实施之前的历史时期，确实存在一些对精障者保护不到位或者出于治安管理考虑，以简单粗暴的方式使得一些不稳定人员被精神病的情况，“那些历史问题也会导致人们对当下的情况有所投射”。

贾福军表示，当下人们对于被精神病的忧虑，主要来自对于精神障碍的非专业认知，对于精神疾病的病耻感和污名化，在涉及精障者的争议话题时才会投入较大关注。

实际上精障者也确实会因为疾病面临一些不便。“一些咨询者反映，确诊后会被纳入社区的特殊名单中，异地出行会被标记识别，有时候还会惊动警方来关注。”衡平机构发起人、精障者权利倡导者黄雪涛介绍。南方周末记者向多地警方确认，确有患者被重点关注。

公开资料显示，2006年至今，黄雪涛先后代理过一些社会影响较大的被精神病争议案件，2010年，作为发起人成立公益法律组织衡平机构，为精神病人提供法律援助。

黄雪涛认为，公民对于被精神病有恐惧，还因为一旦被贴上精神疾病标签，会有可能面临一些法律权利的丧失，比如在一些冲突性事件中被强制限制人身自由。“大家恐惧的不是被精神病，而是被监护人，后者往往意味着当事人没有了自主权，很多法定权益是别人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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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后的变化

2010年前后，一些非自愿送医、非自愿住院的案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客观上推动了酝酿已久的精神卫生法出台。该法于2013年正式实施，被认为有望从根本上解决被精神病问题，保障精障者权益。

对于非自主就医，精神卫生法明文规定：疑似精障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对于非自愿住院，法律规定的情景为：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障者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应对其住院治疗。不过，这类患者的住院治疗，需经其监护人同意。

此外，对于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及危险的，应对其住院治疗。其监护人不同意的，可由患者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办理住院手续，医疗机构在病历中予以记录。

“精神卫生法的实施，使得精障者权利保护由无法可依变为有法可依，特别是大众关注的所谓被精神病现象也起到程序上的规范作用，具有里程碑意义。”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贾福军举例：“以前收治病人，打个电话医院就去接人了，现在这样做就属于违法，因为就诊者在入院前是‘疑似’患者，不能当做病人对待，送人也要由适格的主体按照程序送来，涉及危险情况的，必须借助于警方而不是医院。”

在黄雪涛的经验感知里，立法后，争议性案件确实大幅减少，“其实在精神卫生法立法讨论阶段就已经好很多”。

2023年，有学者对精神卫生法实施十年来形成判决的非自愿入院案例进行了统计研究。“大众刻板印象中，或许以为被精神病主要是公权力送医或者谋财出轨类家庭送医，但通过上百案例的梳理，我们发现非自愿住院的争议案件主要是家属送医，大多由于家庭无法很好完成精障者的照护责任。”闽江学院法学院副教授陈博说。陈博长期关注精障者权益保护。

黄雪涛还注意到，精神卫生法出台前后，相关争议案件大幅减少，但是近年来出现了回升趋势，与既往涉及治安稳定等因素不同，近年争议性主要围绕当事人是否具有危险性，“在相关的判例中，关于危险性的解释有越来越宽泛的趋势”。

另外，精神卫生法规定，医疗机构接到送诊的疑似精障者，不得拒绝为其作出诊断。对于有发生疑似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来诊者，应当将其留院，立即指派精神科执业医师进行诊断，并及时出具诊断结论。

不过，精神卫生法对于及时性的时间长短并未做出明确规定。前述十年案例研究指出，这种不确定性不仅会给医学诊断带来不便，也会使精障者的人身自由受限一段时间，亦有可能构成对疑似精障者合法权益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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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医学被滥用？

在上述法学学者的讨论中，有部分学者提出，在非自愿住院的争议案件中，存在精神医学被滥用的情况。

“如果一个人被贴上了精神障碍的标签，很容易会丧失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力，你连不想住院，不想吃药，都不能自主决定，甚至被限制人身自由，基于这个特点，不管是家庭成员还是公权力机关，都有可能以精神医学为手段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就是精神医学的滥用。”陈博说。

黄雪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精神医学被滥用的背后，本质上是成人监护人的滥用。具体来说，一旦一个人被诊断为精神障碍，那么具备监护人资质的亲属会常常自动被认定为精障者监护人，替当事人作决定，而忽略法定的认定程序和适格的认定主体。

“精障者的利害关系人需要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精障者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再按照法定的顺序担任监护人。”黄雪涛说，认定精障者法律能力的主体是法院，而不是精神科医师或者司法鉴定人员，现实中这种精神医学的越界和模糊经常发生。

在黄雪涛看来，法律能力的认定是一个价值判断，而精神疾病的诊断应属于科学判断，在现实的司法判例中，往往二者混同，导致精神医学被滥用。在“精神医学”的专业门槛下，法律人在有关精障者权益保护的话语权博弈中不断退后，而精神医学人士被动占据主导地位。

医学界人士对精神医学是否滥用有不同的认识。“精神科医师不管是在疾病诊断、入院治疗还是司法鉴定环节，始终充当的角色就是一个看病救人的医师角色，基于病人疾病情况作出诊断和评估，至于外界如何解读诊断结果，法官是否采信医学判断，与医务人员本身无关。”贾福军说。

上述司法鉴定人士亦提到，精神卫生法规定，医疗机构接到送诊的疑似精障者，不得拒绝为其作出诊断。这意味着一旦有患者送来，医院必须接诊，否则就诊者一旦因被拒诊出事，医院和医生都会被追责。

“外界对精神科医师一直有误解，精神医学是一个经验医学，很多病症不可量化，没有清晰的检测证据，需要深入地观察和细致地了解，常常要面对患者及其家属的不理解，很多医师都是满负荷运转。”上述司法鉴定人士说。

这位司法鉴定人士介绍，为保障诊断的准确性，对于入院的就诊者，精神病院设置了三级查房制度来把关，并非门诊医师定终身。“患者入院后，需要经初级医生查房、主治医生查房和主任医师查房，三级查房还有争议的，需要全院大会诊来确诊。”

此外，相较于法学界对精障者人身自由权利的关注，医学界更为关注患者的健康权。“在我们的实践中，更多患者家属会觉得非自愿入院门槛过高，导致一些不具备危险性且不愿自主住院的患者无法入院治疗，很多患者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有效治疗而延误了病情。我们认为，患者的健康权也非常重要。”贾福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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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范和救济

实际上，为了保护精障者合法权益，防范精神医学被滥用，精神卫生法也为非自愿入院设置了防火墙。精神卫生法规定，精障者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认为行政机关、医疗机构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侵害患者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法律还规定，精障者有危害他人的行为及危险性的情形时，患者或其监护人对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有异议，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对再次诊断结论有异议的，可以自主委托依法具备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但是监护人也有可能会侵害精障者的权益，精神卫生法有待完善的地方包括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防止来自监护人的伤害，特别是当监护人侵权时，谁来行使保护权利。”王岳说。

王岳建议，可效仿一些发达国家经验，设置专门的医学法庭或者类法庭的司法机构，将就诊人的非自愿入院所涉及诊断、住院、出院纳入医学专业人士参与的司法流程，以最大限度保障就诊者的各项法律权益。

陈博在欧洲求学期间也曾了解到，专业化的社区服务也能有助于弥合非自愿入院和家庭照护精神病人的鸿沟。“一些社区的医生会告诉家属怎么和患者沟通，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会有专人来帮助患者用药，提供适合患者家庭的服务，能帮助患者适应社会，这涉及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公共资源的投入。”

在宏观环境短期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个体亦有防范预案。黄雪涛认为“广结善缘”十分重要，这种善缘包括家庭成员。她介绍，对于利害关系人，个体可通过意定监护人，即在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提前指定监护人，防范法定监护人在其民事行为能力丧失的情况下侵权。

“公权力在发生侵权时可能大多早有迹象期货配资开户，个体可以通过回避冲突来避免，且如果法定监护人能够充分保护当事人，亦可在这类博弈中提供有效支持。”黄雪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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